几乎所有人都好心相劝，让他不要再自找麻烦，可刘强却说别人是“怯弱”的表现。在火烧靖国神社后，他就一直通过各种活动，想让日本政府就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道歉、赔偿，并拆除靖国神社。

　　刘强：我为何要火烧靖国神社

　　文_本刊记者   曾晖 发自广州

　　4月23日，广州已近初夏，街上行人大都一身短打，只有刘强穿着那身厚军装。他举着一幅绘有邓世昌肖像的海报，来到日本领事馆前，又开始了一个人的“文艺演出”。

　　不出意料，刘强再一次被派出所带离，这次出警的警官并不认得他。刘强被询问至当晚12点，他从头到尾地讲完一遍自己的“抗日”故事，方才得以离开……

　　子夜里烧了靖国神社

　　2011年12月25日，刘强从超市购买了4个装有摩托车汽油的原装铁罐，塞进行李箱，从福岛乘火车带至东京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他在东京帝国宾馆撂下行李，径直来到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招魂处——靖国神社。整个靖国神社到处都有安保人员，游客即使掏出相机都会被喝止；特别是游就馆、拜殿等核心建筑所在的西侧园区，监控探头与感应装置更是密布。想要“强攻”，并不容易。

　　此时，神门映入了刘强的眼帘。这是通向靖国神社核心区的一扇木质牌坊，上挂金色菊花图案，旁边矗立一座浮雕，刻有甲午战争和第一次淞沪战役的场景。这两场战争，日本都是突然袭击，以中国军队惨败告终。

　　刘强注意到神门左首方有一个小侧门，并不对游人开放，却是一处可供突破的监控死角。他当即锁定神门为袭击目标，随后迅速返回宾馆，绘制“作战”草图。可刚一落笔，就又并不确信，只好折返重新查看，这样来来回回一共三趟。

　　这一夜，刘强既兴奋又紧张，只睡了两个小时，可却睡得格外香。

　　次日凌晨两点，刘强换上一身黑色羽绒服出门，先在附近24小时便利商店买了条围巾蒙面，后又提前预约好出租车，特意把上车地点选在了距神门步行5分钟的地方。

　　3点50分，刘强来到踩点过的小侧门旁。此时正好有警车停留，他只得耐心等待。过了一会儿，警车离开，刘强瞅准时机，双手一撑，轻轻跃过1米高的矮墙，顺势藏在一棵大树底下。

　　刘强拉开背包，拧开两个大铁罐。他把汽油灌入几个备好的马格利酒瓶中，随后蹑手蹑脚来到神门前，向基座和顶上国徽泼去。他点燃打火机，轻轻往门上一照，火苗立刻蹿出，映红了他的面庞。

　　他迅即飞快奔跑：“得逃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上。”刘强轻车熟路地翻出小侧门，穿过一条马路，跑到位于园区东端的“靖国神社”石碑前。他引燃了另一个马格利酒瓶，瞄准，掷出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正中靶心，火焰冲天。

　　他一路狂奔，冲下300多米的长坡。此时才发现，由于过于紧张，自己竟忘了还剩下两瓶汽油没用，只好顺手将其抛到路边。而最令他遗憾的是，原本用DV机记录下“作案”全过程，却同样把机器忘在了现场……

　　志愿者变“纵火犯”

　　刘强的生活轨迹原本普通。1997年大学毕业，他从上海来到广州，在某知名外语培训机构任英语讲师。业余时间，刘强自学了日语、韩语、阿拉伯语等多国语言，还取得了心理治疗师从业资格证。

　　2011年，日本发生“3·11”大地震。同年10月，刘强以志愿者身份前往福岛，为灾民进行心理疏导，并参加义务献血。这让他很快被当地媒体熟知，称他为“真正热爱日本及日本人的中国人。”

　　12月18日，距刘强志愿服务结束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。当天，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，向日本郑重提出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要求，但遭到了强硬拒绝。与此同时，68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。

　　短短几分钟的电视新闻，恰巧被刘强看到。屈辱和愤怒猛烈地袭上心头，他当即用红笔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狠狠地涂下了“谢罪”二字。

　　其后的一个星期，刘强备受煎熬。在灾民面前，他依旧微笑着提供帮助，可只要空闲下来，他的脑际里，却总会一遍遍地浮现出新闻里的画面。

　　在福岛当地一名左翼人士的鼓动下，刘强决定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，火烧靖国神社，并定在了12月26日。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，也是刘强外婆去世的日子。

　　外婆原名李南英，生于平壤，后辗转到大邱、首尔等地生活。1942年被日军强征来华当慰安妇，从此开始了痛苦的生活。二战后，她改名杨英留在了中国。

　　刘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，上学前一直跟外婆居住，后来每逢假期也总是寄居她家。

　　1985年杨英去世，直到弥留之际，她才把这个隐瞒了数十年的秘密向家人吐露，当时刘强才11岁。

　　刘强生在抗战之家，外曾祖父李胜植在1940年初因偷偷在日占首尔中学教授韩语，被关押至死。爷爷刘别生则是新四军团长，1945年战死，后被授予“革命烈士”称号。

　　特殊的家族背景，让刘强对于日本有种别样的感情。2005年，当他第一次到日本旅游时，就曾特意选了一个凌晨，到靖国神社前高唱新四军军歌。

　　不少人据此怀疑，刘强此番到日本“假救灾，真纵火”，同样是个精心设计的阴谋。

　　刘强告诉廉政瞭望记者：“我对日本人和日本军国主义始终是两种态度，真是临时起意才点的火。”

　　不过刘强也承认，部分日本人的确让他很不舒服。就在赴日志愿服务期间，刘强根据安排先去和歌山县YMCA学校短训日文。和歌山是二战时日军第四师团61连队的驻地，这支部队曾在侵华时从东北打到华南。当地原住民多是侵华日军后人，提起那段历史，脸上满是骄傲神情。刘强十分愤怒。

　　在学校时，刘强发现日本老师对日本学生恭恭敬敬，但对中国学生却颐指气使。而中国的80、90后学生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，感觉很是窝囊。在课堂上，日本老师命学生造例句，刘强突然站起来说：“我们消灭了一小队日本鬼子。”全班掌声雷动，老师面红耳赤，连说“语法错误，语法错误”。

　　在学校的联欢活动上，刘强作为嘉宾受邀上台表演节目。他一边演奏乐曲，一边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迹。此举终于惹恼了学校，第二天，刘强就被强行逐出。

　　“不少日本人还用‘奴性’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中国人，我在日本，偶尔当一下刺头，让他们感觉到很不适应。”刘强说。

　　故技重施

　　逃离靖国神社，刘强预约的出租车已经静候多时。他在车上悄然换装，中途又换乘另一辆的士前往成田机场。机场近在咫尺，出租车却被警察拦了下来，刘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只见警察反复查看证件，最后挥手放行。

　　刘强有惊无险地抵达韩国。此时，日本方面已展开调查，电视新闻滚动播报，舆论一度怀疑系韩国人所为。刘强立马上网发布声明，称自己对此事负责。谈及原因，他说是要证明给世人看，中国人是有血性的。

　　在韩国，刘强没有受到任何调查。期间，他追寻外婆的足迹寻访了木浦、大邱等地，还参观了羁押过外曾祖父的首尔西大门监狱博物馆。刘强在微博中写到：“在韩国，我仿佛感受到了抗日战争时，祖父在深山中击退敌军的情怀，体会到了战士们孤寂的心情。”

　　2012年元月8日，刘强在首尔一处加油站购买了汽油，步行至日本大使馆前，他引燃火焰瓶，砸向了使馆外墙。这一次刘强没有逃跑，而是站在原地，两分钟后，他被警察抓捕……

　　在韩国服刑期间，刘强得到了特别优待。不管是看守或是狱友，得知其“义举”后，都把他视作英雄。韩国官方更是为他聘请了一个堪称豪华的律师团，包括曾担任过首尔高等法院法官的李英求等。

　　法庭上，辩方据理力争，认为刘强犯罪并非出于个人利益，也无伤人意图，且只造成建筑物轻微损害。最后，刘强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。

　　刘强并不知道，在监狱外，中日双方正为他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。日本多次向韩国施压，甚至派出前首相麻生太郎亲赴韩国索人；而中方则多次强调，“决不允许引渡至日本”。

　　2013年1月3日，韩国法院判决，以刘强系“政治犯”，不符《韩日罪犯引渡条约》为由，将他遣送回中国。

　　日本政府对此大为光火，安倍晋三发表声明称“非常遗憾”，提出强烈抗议。而中国外交人员研判形势，认为刘强的处境并不安全，决定让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乘首尔飞往上海的航班。

　　正是前后脚的工夫，刘强刚刚登机，日本派出的行动小组就抵达机场，结果扑了个空。闻讯赶来的韩国左翼人士把日方成员团团围住，甚至有人当场切腹抗议。

　　两年后，有韩国激进人士想要重复他的举动，刚把汽油瓶打开，尚未点燃，就被日本警方当场抓获，其后被判三年徒刑。

　　“麻烦制造者”

　　网友们铺天盖地地用“抗日壮士”“英雄凯旋”等溢美之词来欢迎刘强的归来。可刘强自己却陷入一阵莫名的恐惧中。他时常做噩梦，幻想日本黑社会“山口组”来华对他进行报复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刘强终于收拾好心态，重回广州。几乎所有的身边人都好心相劝，让他不要再自讨苦吃，可刘强却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楞说别人是“怯弱”的表现。

　　他开始效法韩国民众，固定在每周三下午，前往日本领事馆前唱歌、写字、喊口号。他的诉求很简单：日本就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道歉、赔偿，并拆除靖国神社。

　　每每进行这样的“文艺表演”，刘强都会被警方劝离。一来二去，他和多数警察都成了朋友。有派出所领导私下劝他：“抗议可以，但要选择更好的……”刘强未等对方说完，便开口反问：“那你讲讲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？”

　　抗议时，刘强总爱穿着一身军装——那是他参加“新四军后代合唱团”的演出服。他还因此遭到了合唱团团长、政委的训斥，称他“不守规矩”。

　　在不少人眼中，如今的刘强已然成了个“麻烦制造者”。有单位甚至不再邀请他去讲课和翻译材料。但刘强并无所谓，他反而有了更加自由的“活动时间”。

　　现在，刘强正在积极准备，他打算向广州当地的检察院“投案自首”。依照我国法律，公民在境外受到刑罚，回国后仍可按相关法律加以处置。不过，在刘强归国后，司法机关并未介入此案，这被外界解读为“官方不愿再追究”。

　　刘强却有自己的说法：“对我在国外做的那些事，究竟有没有罪，司法应给个明确的说法。我不想这样‘不明不白’地自由着。”

　　朋友警告他：“万一引火烧身怎么办？”

　　刘强显得信心满满：“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9月3日是中国第一个法定战胜日，正好是星期三，我当天还有‘文艺表演’的安排。”